中央决策层有一个优良传统，即在重要会议召开前，通过座谈会的形式问计于民、释放信号。通常，每年的一月、四月、七月和十二月，国务院都会举行座谈会，为随后的两会、政治局会议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铺路。
今年1月19日下午召开的这场座谈会，分量尤为吃重。它不仅关乎2026年的政府工作，更承载着为即将出炉的“十五五”规划构建框架的历史使命。
透过这场座谈会，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决策层思路的重大代际切换。本次释放的信号量大且明确，主要体现在两大核心基调的变化：
第一，宏观政策范式的重构：从“总量对冲”转向“质效优先”。
回看2025年，为应对国内外环境的剧烈突变，政策重心在于财政与货币的全面发力。彼时强调财政政策“主动靠前”、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充裕”，某种程度上带有“大水漫灌”以稳住基本盘的应急色彩。
而到了2026年，表述发生了微妙但深刻的转变。换成了“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性”，这不再是简单的放水，而是强调“各类政策组合发力”与“改革举措协同”。
换言之，2026年的经济逻辑从单纯的“给钱”，转变为“把钱给对人”——通过筛选机制，让资源流向那些具备造血能力和内生动力的高质量主体。
第二，战略基点的位移：从“技术突围”转向“内需驱动”。
2025年的关键词是“硬科技”。政策着墨于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旨在解决“卡脖子”问题，培育新的增长点。 而2026年的座谈会，则旗帜鲜明地提出“把发展的战略基点放在扩大内需上”。这一转变意味着，“惠民生”与“促消费”不再是辅助手段，而是成为了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本身。
这两个“路数”的彻底U转切换，在受邀嘉宾的名单更替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一、资金蓄水池的切换：从银行到券商，从信贷到市值。
2025年的金融代表是工商银行行长刘珺，代表的是传统的信贷投放与间接融资。而2026年，座上宾换成了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 与之呼应的是，2025年的科技代表是当时尚未上市、专注底层的DeepSeek创始人梁文锋，而2026年邀请的则是刚刚刷新IPO纪录的MiniMax创始人闫俊杰。
这一变化预示着，2025年依靠银行信贷支持“两重两新”的模式，将在2026年转变为依靠资本市场激发活力的模式。券商的登台，或许暗示着国家希望通过一个稳健慢牛的资本市场，利用财富效应来修复资产负债表，从而为扩大内需提供资金源头。
二、关注焦点的下沉：从宏观叙事到微观体感。
专家学者的更替最具标志性。2025年邀请的是研究全球价值链与产业安全的北大院长张辉，关注的是宏观层面的“安全”；而2026年换成了深耕房地产金融与家庭金融的南开教授贺佳，关注点直指微观层面的“消费”与“百姓钱袋子”。
这一趋势在其他领域同样明显：
教育端：从关注管理治理的浙大书记任少波，转变为关注产学研深度融合与人才培养的北大校长龚旗煌；
文化端：从侧重古籍保护的国图馆长陈红彦，变为打造了《只此青绿》等现象级国潮消费品的导演周莉亚；
医疗端：从重症救治与后疫情建设的协和杜斌，变为脑医学与老龄化生活质量的天坛医院院长王拥军；体育端：从代表奥运金牌精神的体操冠军邹敬园，变为代表大众化、商业化体育产业的羽毛球世界第一石宇奇()甚至在金融领域，也从大众感到遥远的“宇宙行”行长，变成了股民们熟悉的市场分析师。这一切都表明，政策的触角正在全面向C端消费和民生体验下沉。可以说26年乃至之后的五年，企业的发展与投资，都需要重点从政府买单转向市场买单的角度来考虑。
三、产业逻辑的进化：从“新老搭配”到“AI全产业链”。
2025年的组合是“农机自动化（魏洪兴）+重型装备（陈学东）+大模型（梁文锋）”，体现的是传统制造业与新技术的拼盘。
2026年的嘉宾阵容——国家电网张智刚（能源底座）、信通院余晓晖（数字基建）、天坛医院王拥军（脑科学）以及MiniMax闫俊杰（通用人工智能）——则构成了一条完整的、纯粹的“AI产业链”：从上游的电力能源与算力网络，到中游的大模型，再到下游的脑机结合与垂直应用。
这标志着人工智能已不再是单纯的“科技板块”，而是成为了贯穿“十五五”规划的底层操作系统。
也就是明摆着告诉大家，2026年的投资，绝不能脱离人工智能这个主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