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文章，好多朋友私下说都说感觉像是没写完，今天就沿着昨天的内容，尽量写一些能发出来的内容吧。
城市，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引擎。
每一轮的城市工作会议，都是要为中国经济的发动机换引擎。
每次换引擎，都需要解决两个核心的问题：
一个是钱（资本、技术）从哪里来，一个是人（劳动力、资源）从哪里来。
以第一轮从西柏坡进京赶考为例，那一次的资本是从苏联来，劳动力从农村来，推动十余座大中型城市加速工业化，把苏联的资本和中国农村的资源相融合，这套符合国情的卓越设计理念，迸发出了“一五”的工业奇迹。
只是很遗憾，随着之后中苏交恶，苏联资本和技术开始撤离，西柏坡时期指定的城市发展规划开始走形，不得不试图通过大跃进来填补苏联撤离后的资本空缺，并最终形成了三年困难时期。
60年代的第二轮不方便聊，80年代的第三轮，那一次确定的是资本从日本（变相战争赔款）和美国（抗苏援中）来，劳动力从村镇来，在中国的沿海城市当中，把西方的资本跟中国农村廉价的劳动力资源相融合，迸发了改革开放的惊人活力。
同样很遗憾，变量还是来自于苏联，随着80年代末苏联阵营迅速走向解体，西方对中国的依赖大幅降低，后续也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
等到90年代的第四轮，其实是对第三轮的恢复，跟上一轮类似，搞定了日本和美国的投资，劳动力还是从村镇来，但相较于第几轮有着很明显的民族（资本家）独立精神，不再过分依赖于外资，在资本方面，引入了大量各国的华裔资本家，并启动房地产作为募集资本的重要补充，中国也迎来了一轮长达二十余年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
虽然房地产政策广受诟病，但并不算是最差的选择，毕竟肥水没有流了外人田，不会被西方资本撤离时通通带走。
纵观这几轮城市工作会议，同期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标志性“外事活动”：
第一轮是会议召开前，刘同志秘密访问苏联，达成秘密协议，会议召开后，毛同志访问苏联。
第三轮是会议召开前，邓同志访问美国、日本
第四轮是会议召开前，江同志访问美国、日本
正所谓大军未动粮草先行，每一次城市工作会议之前，也都会伴随着外部环境的大幅改善，用来解决城市开启新一轮发展所需要的资本与技术。
而同样，回顾每一次城市发展后期出现的各种变故，也都来自于城市与资本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激化的矛盾，最终资方与劳方不得不以分手告终，之后再开启一轮新的引擎发展之路。
站在西方的角度，这叫做康波周期，站在中国的角度，这叫做政治周期。
对于我们指导意义最大的，自然是距离我们最近的第五轮2015年的那一轮经济周期。
会议召开前，发生了两件重要的事情，一家中国企业完成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轮IPO融资，另一个是重磅的访美，先去了西海岸会晤硅谷的科技巨头，之后再去东海岸跟奥巴马在合同上签字。
伴随着资本与技术的涌入，凭借着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制度优势，我们也迎来了“闭眼进大厂”的五年，中国的互联网巨头也一度能跟美国掰手腕。当然，那些投资中国的美国资本也同样赚的盆满钵满。
拥有了宏观视角，很多容易引发争论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譬如房价，第四轮开启的商品房、大基建和第五轮开启的棚改与PPP，也可以算是当时不想过多依赖于西方资本，想让更多国内的老百姓和资本家们用储蓄投资中国，跟着国运一起致富，别让钱都给外资挣了。
这也是为什么，刚刚召开的第六轮会议，很多人寄予厚望的棚改并没有出现，因为每一轮城市会议都是要换上一轮会议的经济发展引擎，这一轮坚决反对继续通过让有钱人分红的房产方式来分享改革带来的红利，而是要把红利往更底层来发。
譬如外交，跟历史上的几次类似，召开城市工作会议前后，作为人力大国的我们，跟资本大国和资源大国的关系都在迅速升温，既可以说外交谈不好我们就不会开这个会，也可以说开了这个会就证明我们已经跟外面都谈的差不多了。
最后，归根结底，城市工作还是要回归两个问题：
一个是钱（资本、技术）从哪里来，一个是人（劳动力、资源）从哪里来。
这一轮的资本层面很清晰，那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如同前几轮周期，看在钱的份上，中国与硅谷也会迎来短暂的一波蜜月期，就像硅谷跟美国一样（参考万斯与特朗普），这会间接推动中美之间的关系大幅缓和
当然，基于生产力的冲突，中美之后的撕逼有可能也会比以往历次更严重，这个是要警惕的。（参考马斯克与特朗普）
中国绝不可能把资本和技术都寄希望于美国，所以中欧中日关系的缓和都是历史的大趋势，同样，中国的资本家们也迎来了可以掏钱参与到国家分红的经济周期当中，参考2015年的PPP(政府资本合作模式）、金融科技开放等等，众多国家垄断领域将尝试允许向民营企业开放混改。（马云、马化腾、张一鸣笑疯了）
劳动力层面，重点解决的就是人口流动与人权的平齐，跟以往类似，依旧会是从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转移人口，这也是文件公开内容中所展现最多的，要为人口转移搞好各种后勤工作。
但是本轮产业升级相较于以往有着非常显著的不同，过去中国一直是以劳动力大国的身份出现，这一次中国是以劳动力大国+资源大国的身份出现，这也使得“消费”成为了本次工作的重点。即使民众没有消费人工智能的意愿，政府也会通过大规模的政府采购来带动AI基建消费，这也是巨大的蓝海市场。（任正非、黄仁勋笑疯了）
而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大干快上”搞出来大量的重复建设，这一轮产业升级只会聚焦于少数城市，但少数城市的消费群体数量不足（不是消费力不足），最终就一定会形成AI城市消费群的概念，譬如上海的AI将服务包邮区，北京的AI将服务于京津冀，一个中心城市将会依靠于大规模的AI基础设施投资，把周边城市变成自己的AI卫星城，摊平各项研发运行成本。
参考2015年后杭州对全国收铸币税，这也意味着接下来经济发展将会迎来非常显著的城市间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