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好多媒体都沿着2015年后的房地产刺激来展开讨论。
在政事堂看来，城市工作会议非常非常的重要，是在吹起一个时代的冲锋号。
但是该系列会议的内核从来就不是房地产，而是要解决城市要为哪个阶级和哪些产业服务的问题，是要解决城市发展的资金和劳动力从哪里来的问题，是要解决因调整政策而引发一系列变化的应对问题。
回顾历史，自我党取得革命胜利以来，之前共计召开过五轮城市工作会议，分别是：
一、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
二、1962年9月和1963年10月中央、国务院先后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和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
三、1978年3月，1980年10月，国务院分别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和第一次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
四、1991年，国务院召开第二次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在一连串的试点后拉开了98年城镇住房制度改革。
五、2015年12月，中央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
每一轮的城市改革，受益的产业与群体均大不相同：
第一轮会议，49年之后，城市工作要服务于工业，工人阶级
第二轮会议，62年之后，城市工作要服务于农业，农民阶级
第三轮会议，78年之后，城市工作要服务于四个现代化，知识分子
第四轮会议，91年之后，城市工作要服务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家
第五轮会议，15年之后，城市工作要服务于科技创新，知识分子（科创人才）
对照前五轮会议，从“进城”到“下乡”再到“四个现代化”的不断U转，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转向至科技创新，每一次城市工作会议，都会重塑城市的经济形态，并深远的影响中国后续十余年的发展，很多人的命运也都会随之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
前几轮会议复杂的历史和雷区较多，不太方便展开，以距离我们最近的第五轮会议为例，其城市工作的核心底层逻辑是在以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进步的大背景下，驱动大量的资金建设城市基础设施，驱动大量的“自耕农”进入大城市，大幅提升城市的劳动力数量与劳动时间，在增加农民总收入的同时，降低工资上涨压力，保持制造业与劳动要素的国际竞争力。
或者，说的更直白一些，2015年之后，几年时间就迅速崛起，能够跟美帝掰手腕的那几个互联网企业，阿里和京东的竞争力来自于廉价的快递小哥，滴滴的竞争力来自于廉价的网约车司机，美团饿了么的竞争力来自于廉价的外卖骑手，腾讯蚂蚁抖音的竞争力来自于廉价的移动互联网获客成本与提速降费，华为的竞争力来自于中国政府对城市移动互联网的巨额基础设施投资，而这些成功都来自于2015年的那场城市工作会议。
至于房地产，不过是城市工作会议中，募集资本的任务与再分配的结果。
老读者可以回忆2016年，以政事堂笃定的杭州为代表，含科量房地产迎来了长达五年的单边上涨，不是什么国家要刺激房地产，而是2015年的城市工作会议的内核，是要推动城市转型为服务于科技创新。
同样，2025年的城市工作会议也不是为了什么搞房地产，而是国家要基于算法、模型等新一代数字资源，发展智能分析、调度、监管、决策等新兴数字化城市的建设。用五年的时间，建设一批拥有全球竞争力的中国式现代化智能城市。
而本次会议的公开内容，就是为了达成这个目标，解决劳动力流入、资本募集，以及建设过程中将会诞生的一系列问题。
关于大众关注的房价，看的是最后决出的那几个傲视全球的中国智能城市，大家可以将十年前的“含科量”换成十年后的“含智量”。
而更广泛的机会则在于未来五年的新时代，迎接新一轮智能基础设施建设的浪潮。
最近高调亮相的任正非马云马化腾刘强东们都想再次体验十年前的自己，最近频频访华的黄仁勋，甚至把皮夹克换成了唐装，也是想在中国复制十年前5G华为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