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新时代“三座大山”与“黄赌毒”被轮流爆锤，美国资本纷纷表示友邦惊诧之际，很多朋友也发现了，中国的金融开放也在突然的提速。
从摩根大通成为了首家外资全控股的证券公司，到贝莱德富达等多家美资公募牌照的筹批，随着天津“狗不理”的会面，一系列的开放都在大踏步的向前。
应几个朋友的询问，今天聊一下对美金融开放的问题。
老办法，还是从历史找逻辑。
1949年6月，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推翻三座大山，即将创新时代之际。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给美国国务院发了封电报，表示毛周邀请其前赴北京，进行一次非正式的访问。
在电报中，司徒雷登向美国务院表达他愿意进行这次秘密访问，理由是可以对我党进行分化瓦解，鼓舞中国国内的“自由力量”。
这位看似人畜无害的司徒教授，同时也是一个为了美国利益殚精竭虑的政治家。
而司徒雷登当时并不知道，同期，一只由刘少奇率领的秘密使团也已经出发前往莫斯科，为新中国的成立，征求苏共内部亲华力量的全力支持，以避免斯大林在东北或者西北扶持一个新的苏维埃政府。
任何一个利益集团都不会是铁板一块，外交的本质就是让支持我们的人变得更多。
因此，我们邀请司徒雷登的目的也有很多，甚至是苏共的谈判争取筹码，但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向美国国内的亲华、知华势力，释放友善的信号。
值此风云际会之时，无论是美对中，中对美，苏对中，中对苏，各方的策略都非常的明确，那就是在对手的内部搞分化瓦解。
但是客观来说，当时我们在外交上还是犯了一个以己度人的小错误，对美外交方面重点考虑了政治力量和舆论力量，而没有考虑到华尔街对美国政府的决定性影响。
虽然从外交系统的司徒雷登到美军的延安观察组，美国政坛有很大的一批力量都主张争取中国，但是当时的华尔街却看不到争取中国的好处，在他们看来，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日本，显然比中国更有商业价值。
最终，中国的示好并没有被美国接受，美国国务院电令司徒雷登返美，中美最后的外交窗口被关闭，也就有了那一篇著名檄文的《别了，司徒雷登》。
随后，半岛的那场战争以及麦卡锡主义的横行，使得美国国内那批亲华的外交力量被血洗，此后的20年美国政坛没有人再替中国说话，中美之间也几近丧失了相互沟通的渠道，对对方大家都只能靠猜。
也使得我们不得不一次次的重用斯诺这个著名美国记者。
当年，教员跟斯诺很少聊意识形态，而是经常在表达中国这个全球人口最多的市场，将会通过开放贸易与投资，给美国带来多少持久性的收益。
不要觉得这是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才想到，当年延安窑洞里面的时候，教员就已经想清楚了，只是苦于根本就见不到美国的资本家，也没办法对他们搞分化。
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越来越多的美国资本家进入到了中国，套路得以实施，此后的半个多世纪，经贸投资便成为了中美外交关系的压舱石。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了压舱石，就有源源不断的官僚们替我们说话。
此后，无论是90年代剑拔弩张的台海危机和轰炸大使馆，还是特朗普的贸易战和扣押人质，美国国内的超级鹰们，都无法再一次搞出来麦肯锡主义，知华派和亲华派也不必担心遭遇民粹主义的清算。
历史会给我们更多的经验和教训，使得我们尽量少的走弯路。
目前，我们正在掀翻新时代“三座大山”，如49年掀翻旧“三座大山”时类似，必然会引发美国拜登政府的警觉和资本家们的恐慌。
为了避免在改革的过程中被美国干涉，从而引发激烈的对峙，我们也需要“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学习司徒雷登的套路，对美国的国内力量进行分化瓦解。
所以，我们最近必然要尽快掏出来几根足够大，但又需要很久之后才能够吃到的胡萝卜......
故而接下来的几个月，也许不少排队了多年的资本家，大半夜就会被电话给幸福的叫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