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就随便闲扯一点。
今早跟几个朋友聊房价与销售的时候，聊起一个问题，就是信息的不对称。
从全国消费数据的话，自疫情爆发以来，全国一二线城市的消费量在下滑，而三五线城市的消费量在上升。
如果单纯根据这个大的数据来看，会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疫情对一二线城市的冲击较大，对三五线城市是利好。
但如果把这个数据进一步分析的话，会发现结论可能恰恰相反，在疫情的冲击之下，消费萎缩的一二线反而是在升级，消费增长的三五线却是在降级。
形成了这个反差的背后，是部分一二线的临时市民在疫情的冲击下，不得不返回三五线城市。
这使三五线城市的消费总额提升了，但市民的个人消费并没有上升。而一二线城市的那些占据了各式各样垄断资源的市民反而凭借着相对信息优势，实现了财富的高速增长。
直接的结果，在消费领域，很多奢侈品店外面排起了长队，部分品牌价格几个月内就上调了好几次，但是大量的街边摊位门可罗雀。
同样，在住房领域，很多城市的核心地段经常搞出来万人摇号带动房地产销售激增，但是旧城区的二手房不仅销售惨淡，很多房子即使租金折半都租不出去。
这背后，就是疫情与之后放水引发的财富重新分配，也是政事堂这半年多来文章最主要的一条主线，甚至还撰文希望在向金融资本渡让权力之前，先把加税和转移支付的问题谈好。
要知道，我们现在的利率，接下来还有很大的下降空间......
记得前两年，政事堂没少写文章去怼那些放水降息派，搞得读者们也很分裂。
其实，支持放水和反对放水，根据自己的屁股就好了，而这一波疫情后的放水就可以很轻松的分清大家的屁股。资产规模增加20%以上的，屁股都应该支持放水，资产规模增加不足10%甚至缩水的，屁股都应该反对放水。
这背后，是当一拨人对另一波人产生了信息优势之后，在放水的过程中会利用手中的信息优势把资本的收益进行杠杆化。（譬如今年资本市场上聪明的“北上”资金）
当然这种信息优势，一直都是中国近年来部分群体取得高速发展的内核逻辑。
譬如，深圳能够从一个小渔村迅速发展成为一线城市，是借助毗邻的香港这个全球最自由的城市，拿到最新最时髦的资讯和物资，对其他内陆省份拥有了巨大的信息优势得以率先发展产业。
甚至对于资本市场来说，几十年来养成的过度依赖消息面，也是有历史渊源的。
而对于个人来说，早期的出国留学能够建立比同龄人巨大的优势，也是因为中国和西方存在巨大的信息差，马云、马化腾、李彦宏、王兴只要把国外已经出现的新事物搬运过来，就能够如神一般披荆斩棘。
可是，现在除了高精尖领域，中国留学生回国没有价值的背后，也是因为除了这些高精尖领域之外，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中美普通大众之间的信息差已经非常少了。
有趣的是，国内京沪的顶级大学内部，反而由于距离权力和资本更近，对于其他高校反而出现了信息差。
就像吃瓜群众都在那嘲笑清华北大的学生跑去杭州当公务员。
殊不知，这都是两年前的事儿了，人家清北学子几年前就想明白并去做的事儿，吃瓜群众不仅现在才知道，而且还想不明白，这就是信息差的最直观体现。
毕竟，浙江官员圈子和清北同学圈子讨论的东西，跟吃瓜群众吃的肯定不一样。
同样，就像前几天乐歌老板炮轰线上调研的平安资管后，这几天表示应该线下喝酒来解决那样。互联网再发达，有效的勾兑必然也是线下和小圈子完成的。
所以，一线城市人才和资源的汇聚，使得其相比于其他城市拥有很多独特的信息优势，虽然因为疫情很多人不得不选择离开，但是巨大的相对信息优势又会在市场的作用下，重新吸引一批更能够适应一线城市的人进入。
而此次疫情对一二线城市的影响，从资本发展的角度，也算是一次“群体免疫”，淘汰一批之后重新吸纳一批，实现资本的自我发展与更新。
未来，尤其是在全球处于长期震荡之下，各类资产也会跟着人往更集中的领域汇聚以追求安全。未来在信息、人才、资本的多方面汇聚之下，优势地区将有机会形成新一轮的突破。
因此，对于个体来说，如果想要追求比别人更快，那么无论是求学、就业还是置业，最佳的选择，就是尽可能的靠近相对信息优势的地区和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