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29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上海戏剧学院内蒙表演班的考试圆满结束。
这个班是内蒙古宣传部和上戏合作开办的定向培养班,主要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内蒙古的文艺事业发展培养人才。
定向委培生,就是用人单位委托高校,帮助本地区、本单位培养人才。学生们毕业后,需要回到委托单位分配工作。
整个招生活动非常顺利,上戏一共挑选了25名学生。可能是因为内蒙对表演人次需求太急迫,这些学生们的文化课录取线,只有:
179分。
少数民族考生还能加10分,这么算下来169分就能上了。
巧了不是,不知知网的北影翟博士,当年高考分数刚好是这个分数线的两倍。可惜他是汉族,还是山东考生。
上戏内蒙班的招生现场,除了受到当地官员热情招待的招生组,还活跃着两个校友:
巴音和涂门。
按照上戏的说法,两位校友除了积极推荐优秀苗子,还通知了偏远的学校。
是够远的,远在北京十一学校读书的那尔那茜都通知到了。
双方上一次合作招生,还要追溯到遥远的1982年。就在那一年,巴音和涂门进了第一届上戏内蒙班,和一个叫敖登高娃的姑娘成了同学。
2012年9月,刚毕业的那尔那茜在微博上@她的“学姐”母亲敖登高娃,说:
快给姥姥看看。
好的岗位和好的升学路径一样,只通过母婴传播?
1
每一次涉及教育公平的事件,都会触动国人的敏感神经。
此前的仝卓,从往届生摇身一变成为应届生,还成功入党,调查组说,这都是仝卓继父的功劳。
仝卓的继父,山西省临汾市人大常委会的办公室副主任。从北京转学到临汾,再到迁移户口、改名字、入党、往届变应届,一个副处级干部就全搞定了。
这两天因为财税问题屡上热搜的李雪琴,有国家游泳二级运动员的证书,却说自己不会游泳。
也不怪大家怀疑,她的母校辽宁本溪市高级中学很多年前就曾被调查过。一个中学体育特长生占比10%也就罢了,拥有25名游泳特长生的这所学校:
没有泳池。
晚自习上到11点半的李雪琴到底是在哪儿练的游泳,到现在都是个谜。
后来的调查里,一个游泳运动员证书只要7,8万,足球只要4万。调查组让考生们自己签承诺书放弃加分,否则就参加复核考试。
李雪琴母校那一年共计87个体育特长生,58人选择放弃加分。25个游泳特长生里,24个放弃了加分。
辽宁后来曾经公开审理过其中一起案件,被告人有三个:
学校校长、体育老师和当地足协副主席。
这三个人再加上钱,你家孩子高考可以多出20分。
但这些在上戏内蒙班面前集体黯然失色。升学路径有问题的人,我们见得多了,但像那尔那茜这种,几乎把所有问题都聚齐了,不多见:
如果她是北京户口,北京学籍,那算空挂学籍;
如果她是内蒙户口,内蒙学籍,那算人籍分离;
如果她是北京户口,内蒙学籍,那算高考移民;
如果她是内蒙户口,北京学籍,那算学籍挂靠。
2
中国人用考试选拔人才的1000多年以来,公平,一直是上上下下的共同诉求。
史学大师何炳棣研究了历代四万多名进士和举人的家庭出身,他发现一半的进士,祖上三代没有做官经历。
谁在科举时搞事,那都是找死。
咸丰八年,顺天府乡试放榜那天,同学们惊讶发现,平时不读书爱去找小姐姐的平龄中举了。
学生们愤愤不平的声音,被当时的御史孟传金报给了皇帝。很快,三位大臣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就开始查案了。
经查,平龄直接买通了负责誊抄的官员,修改了试卷内容。
说来也巧,平龄很快死在了监狱里。那是不是就要大家罚酒三杯,下不为例了?
但权臣肃顺上报皇帝,要求继续查。这一查不要紧,200份试卷里面,有问题的多达50份。
其中一个叫罗鸿绎的考生,本身是个有钱的财主,拿着几百两银子先找到自己当侍郎的老乡,老乡找到自己的同僚,同僚找到时任主考官一品大员柏葰的家人,家人再找到柏葰。
于是罗鸿绎就这样考上了大清朝的举人。
最后,没收什么钱的柏葰,被直接拉去菜市口砍头,原因竟然只是卖了家里人一个面子。
这还是清朝末年即将亡国,不算太血腥。放在刚建国的顺治十四年,顺天府科场舞弊案,主考受贿的七位官员被砍头,家产抄没,全家发配宁古塔。
同样是那一年,江南参与舞弊的主考官,两人砍头,十七人绞刑,其余流放者不计其数。
科举制度好不好,争议是挺大。但要是说它不公平,那就扯淡了。人家舞弊案都有调查组。
3
古今中外,有权有势的人,天然希望垄断教育资源。
1946年,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第一次全国范围招生,北京、天津和成都三个考点的报考人数突破12000人。那一年,有三个特殊的落榜生:
建筑系主任梁思成的女儿梁再冰;
文学院长冯友兰的女儿冯钟璞;
校长梅贻琦的女儿梅祖芬。
林徽因不信闺女考不上清华,翻出考卷看了后沉默不语,让梁再冰去了录取分稍低的北大。冯钟璞去了南开大学外语系,梅祖芬去了清华预科班。
后来很多人说这说明推倒科举制后,中国的教育公平大进一步。可实际上,推翻科举制后,中国的教育经历了大倒退。
蚝腩看过统计,19世纪末中国有书院两千多处,其中所容纳的读书人近十五万。至辛亥革命前夕,全国中学七百多所,学生七万两千人:
少了一半还多。
读书又成了特权。桐城派末期文人吴汝纶的日记里说,一个新式小学学堂的年学费,竟然相当于现在十几万人民币。
因为大师涌现,大家对那个时代有光环感,但大量百姓是文盲的事实,被一笔带过了。
不光是旧中国,《洛杉矶时报》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假如父母任意一人毕业于哈佛,那么孩子被哈佛录取的概率,要比普通学生:
高5倍。
2009年,《芝加哥论坛报》曾经披露过一份影响力名单,有800名被称作“第一类”的学生,成功申请了厄巴纳香槟分校。
这些学生要么父母是州议员,要么爹妈是校董事会成员,或者出生于给学校捐款的土豪家庭。
日本皇储文仁亲王从小就被传因为不聪明而成绩不好,在他要上高中时,他所在的中学突然宣布和东京排名前五的筑波大学附属中学合作,双方接收对方的初中生:
不需要考试。
到了上大学的时候,本来皇储是想上东京大学的,奈何一方面推荐入学的学生,也必须参加日本高考,另一方面民众强烈反对东大给开后门。
所以皇储直接本校直升筑波大学作罢。根据筑波大学生物系推荐入学的标准,文仁亲王先是和两名日本顶尖研究人员一起发表论文,担任第一作者。
而后又以个人名义,参加了在京都召开的国际昆虫学会议,在这个昆虫学领域规模最大的国际会议上,文仁亲王向大家展示了一篇论文:
《皇居のトンボ研究》
蚝腩不懂日语,翻译过来应该就是《我的天皇爸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