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全国好多地方的官媒，都在跟着江苏问自己，为什么六小龙都在杭州，为啥自家的企业没搞出来DeepSeek，好多地方政府也借此大张旗鼓的重谈营商环境。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 标志着市场化的重启。
不过政事堂觉得还是要好好拆分一下“营商环境”到底是什么，因为不同的时代，需要的营商环境也不一样，不能还按照过去的思路来。
在移动互联网革命之前，中国在全球的定位，是世界工厂，工厂主的主要诉求，就是利用中国的制度优势，降低成本。
因此，在重工业为代表的老式企业主眼中，好的营商环境，很朴素的就是政府能帮助他们降成本。
以“汉东“”这个江苏省的原型为例，工业企业喜欢的领导，是李达康欧阳菁和丁义珍这样的“大哥”和“大嫂”，大哥一句话，就可以不给补偿就强拆大风厂，就可以帮你协调国有银行可以套利的低息贷款，就可以帮你把廉价的工业用地改成住宅用地。
大哥们也很讲诚信，只要收钱了，就肯定给你办事儿，让你能够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赚到钱，大哥们可以用你创造的GDP一路升官。
说的难听点，这些工业企业老板需要的营商环境，是一个敞开的“权力交易所”，大家都是在算账，算的合适了，钱就可以驱动公权力替他们做事儿。
甚至一些老工业地区，当他们大谈营商环境时，能做的，也就是是让司法部门帮企业打赢劳资官司，或者以保护就业为旗号，帮助企业家”保人“、”“捞人”。
这就是旧式的营商环境思路，最普遍的则是对企业搞花式的退税返还，然后通过高房价把纳税的责任都转移到老百姓头上。
诚然，在传统全球贸易分工的大时代，这种“有为政府”的确可以让中国在全球化竞争中占据优势，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最重要的秘诀，中国企业主们用低成本“卷死”海外高成本的，对手因方无利可图而不得不退出。
但这种模式是对劳动力、土地、环境的持续掠夺和对未来收入（房价）的透支来实现的，最终都免不涸泽而渔的那一天，到了那一天，要么对本地企业翻旧账查税，要么去异地搞远洋捕捞。
如今，时代变了，营商环境逻辑也变了，不能在继续过去的营商玩法了。
因为引领新时代中国的企业也在变化，他们不是追求成本更低，而是追求速度更快，自然，也就不需要政府再去帮他们降低成本。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自2015年以来的那一轮移动互联网浪潮，百团大战，滴滴快滴大战，支付宝微信的支付入口大战，都是烧钱的，而不是抠成本的。
因为移动互联网的出现，底层逻辑也变了，企业家们可以在消费端通过规模化大幅降低成本，而不再需要从生产端去一点点的死扣成本，在巨大的利润面前，各方都需要追求速度，需要抢在别人的前面。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高速扩张的科技与互联网企业带来了大批的“百万年薪”就业，也带动了全国的工资持续上涨。
2025年，这一轮人工智能浪潮也是如此，我们即将面对的，是百AI大战，是自动驾驶大战，是AI私人助理的入口争夺战，同样的道理，继续省钱省成本压缩工资，内卷都是没有意义的，如何更快的把优质产品搞出来推向市场，抢占市场，才是第一要务。
不仅企业竞争如此，大国争霸也是如此，因此，明儿我们将再次感受一波“1945猛虎下山”。
放猛虎，是因为时代变化了，大国竞争的新时代，不需要那个替你搞钱的“大哥”丁义珍，而是需要没有野心的“店小二”孙连成，干干净净的按照规矩办事儿，不给高速发展的企业添堵和掣肘。
至于为啥六小龙只在杭州而不是其他城市，道理其实也很简单，大家可以仔细回忆一下，前些年，好多城市都变得爹味十足，管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但你去过杭州的时候就会发现，这孙子是真孙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