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也许会迟到，但是不会缺席。
昨天夜里徐州发布，董某民涉嫌非法拘禁罪，桑某妞、时某忠涉嫌拐卖妇女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此番联合调查报告，对丰县政府调查组“不存在拐卖行为”，打了一记狠狠的脸光。
这几天，政事堂的好多朋友都在呼吁严惩拐卖的提案，政事堂也在积极思考，一个小花梅脖子上的锁链被解开了，其他也被拐的小花梅怎么办？解开之后，会不会还被再次戴上？
在翻阅相关资料后，我又找出了作家贾平凹在2016年出版的《极花》。
小说里，被拐卖的小女孩，历尽千辛被解救回来之后，却再也融入不了原先的生活，不得不重回到了被拐卖的地方。
贾老师从存在即合理的角度，将拐卖其归结为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男性娶不到媳妇，当被记者质疑“被拐卖还要怪女性太善良？”时，贾老师是这么回答的：
“如果他不买媳妇，就永远没有媳妇，如果这个村子永远不买媳妇，这个村子就消亡了。”
这番有脑子没良心的话，大约就是这么多年来，拐卖妇女儿童屡禁不止，也很难对拐卖施以重刑的原因。
丰县上下，在没有小花梅证件的情况下，仍然通过简易程序办理结婚证，在网络群情激愤的时候，仍然咬死”不存在拐卖“，原因，就是这个穷村子只有依靠拐卖，才能继续存在下去，否则就要面临灭亡。
在这个生存与死亡的问题上，整个村镇的利益是非常一致的，蓬佩奥厚颜无耻的那段"我们撒谎、我们欺骗、我们偷窃"，放在村镇干部身上并不违和。
从村镇领导到广大村民，在共同利益的驱动下，让我们的反拐执法成本非常高，执法过程也容易引发群体事件，导致公安反拐步履维艰。
试想，拐卖往往都是从大西北农村拐到东部农村，跨境执法不仅手续复杂，成本也极其高昂，往往以万甚至十万为计，对于紧张的两地政府造成非常大的财政压力。
而且，警方还吃力不讨好，救出来了没什么奖励，一旦在异地搞出群体事件，异地执法的基层民警不仅压不住地头蛇，还容易吃亏和背黑锅。
因此，从经济角度来看，只要国家不动员，地方上救没有动力反拐。
对比一下，打击金融科技犯罪的苏南警方与打击拐卖的苏北警方，从人员到装备，从报警响应到结案速度，都形成了冰火两重天的差距。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事堂建议，反拐，首先还是走转移支付和第三次分配的路子。
一方面，由部分经济发达省份和城市进行对口支援，提供专门的技术与装备支持，另一方面，鼓励需要大众口碑的互联网大佬们成立反拐基金，对于反拐的人民英雄进行褒奖。
从经济上，只有持续增强公安系统的反拐能力与意愿，才能避免一时的心血来潮，之后又草草了事。
与此同时，针对拐卖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进行经济层面的打击，断绝土壤，让拐卖的桑某、时某无利可图，让买人的董某和村镇也无利可图，让贩卖的小花梅亲友们也无利可图。
首先，针对以盈利为目的的拐卖者，最佳的手段是经济重罚。
这些人能够博取同乡的信任，把孩子带走，往往都有一些殷实的家底。
我们要在刑事罪加重的同时，附带足够的民事赔偿，以及精神损失费，逼着他们回村里卖房子卖地，震撼的景象，就能够震慑大部分“有说服力”的拐卖者的参与拐卖。
其次，对于拐卖村紧密的攻守同盟，最佳的手段通过连坐来分化瓦解。
由于扶贫攻坚的推进，现在每个村的贫困户都能够领取大额的补贴，一个月领3000补助的董某，比一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到手的都多。
我们只要卡死一个时间点，村里再新拐来一个媳妇，不管知不知情，全村的扶贫补贴，都要根据拐卖年限下降若干档次，从内部分化瓦解他们，让享受到转移支付的群体去捍卫小花梅们。
第三，对于卖孩子的亲友，归根结底还是要给她们赚钱的出路。
西部把孩子通过贩子卖到东部，也就一次性拿到的万八千块钱，但经过免费的义务教育，以及政府免费提供的技能培训，孩子们进程务工也可以获得稳定的收益与更好的未来。
人心都是肉长的，也都希望下一代有着更好的未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希望，通过政策宣传给到她们，也让西部的地方政府建立劳务公司，增强对东部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安全输送与保障。
以上是政事堂这几天的思考，希望能尽自己一份力，避免更多小花梅事件的再发生。
所以，文章也尽量冷静，不去带节奏，希望读者们能够群策群力，提出更好的方案与办法。
当然，没有方案是完美的，有得必有失，这套方案重创了那些躺在家里靠救济金和买媳妇活下去的懒汉，以及那些只能靠拐卖女孩延续下去的村落。
想起贾老师的那句，“如果这个村子永远不买媳妇，这个村子就消亡了。”
政事堂的回答是，如果这个村子要靠吃女孩来维持，那么它就应该消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