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政事堂在说六公主的内涵时，已经提到作为帝国坟场的阿富汗，从古至今，从马其顿亚历山大到美国大兵都折戟陷落的原因之一，就是奇葩的山地地形。
老祖宗的智慧告诉我们，成功的政治统治一定是因地制宜的。正如山川形变四字所言，在天然的高山大河划出来的屏障左右，不但生态环境可能大不相同，人文环境也差异甚大，两边往往是难以混居的居民和难以调和的风俗。
如果统治的领域，多山多水多分割，往往会出现“散装”的趋势，而对照我国的传统，面对这样的山川格局，在科技水平和王朝统治都没有极大把握的情况下，统治者往往会遵循“不折腾”的原则，自然形成的区域划分成为“股份制”发展的基础，这样便于管理还能降低成本，有利于休养生息。
之前在“山川形变”、“犬牙相如”的相关文章里，这一逻辑就反复推敲过。因为大山大河往往都是天然的屏障，中央政府的监管休养生息，虽然可以让属地获得各自发展竞争的空间，但时间一长，或者一旦有帝国外部的因素掺杂，也会引发分裂割据倾向，正所谓“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平蜀难平”。
于是，山川形变作为基础，中华帝国还会对地域进行强行的“犬牙相入”，譬如会把黄河北岸的渡口划给河南，把长江南岸的渡口划给了湖北，把入蜀门户的汉中划给了陕西，又把入藏门户的西康划给了四川。通过相互之间的掺沙子，避免了地方政权的尾大不掉。
甚至，从某个侧面来说，中华大一统的格局得以长时间维持，就在于多样的文化区域在山川形变的基础上，通过统治者“犬牙相入”的政治智慧，形成了丰富的世俗文化和政治传统，既无需以极端化的宗教保证统治的延续，也足够抵抗殖民地的分裂和侵略。杂多的世俗生态，有韧性的中华文明，对应的是王霸交替的统治方法。
地理学的启示延续到了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地域文化和地域发展在继承传统之余，新中国为了迎接改开后外部因素涌入的挑战，除了“散装江苏”之外，对辽宁、山东、浙江、福建、广东这沿海五小强，也分别在省会之外，设立了大连、青岛、宁波、厦门、深圳五个权限高于省会的计划单列市。对于中央来说，这是必要的犬牙相入。
这就是因地制宜的智慧。
恩格斯说：“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
工业革命之前，各个地区的文明走向，基本交由地理环境所决定。以印度为例，任何因河流而发源的文明都需要高度平衡的智慧和运气才能让“天赋”不成为“诅咒”，印度也不例外。印度北部环山，喜马拉雅山脉南坡陡峻，高出印度平原6000米以上，构成一道巨大的天然屏障的同时留下了开伯尔山口，与此同时印度东西南三面环海，印度所处的印度洋上的位置既让印度有巨大的红利，也面临巨大的挑战。
站在前现代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印度是一块安全系数相当高的大陆，然而，这种安全感也养成了印度政治文化长久的“痼疾”。印度并没有像中国一样形成自发的集权政治，而是以广泛松散的宗教代替，其原因也在于这种安全感——除了北部开伯尔山口的雅利安骑兵，印度基本上是无忧状态，这种单调却幸福的状态，使得印度并未在前现代形成和中国类似的因地制宜的政治智慧，反而让殖民者有了可乘之机。
英国人对印度的垂涎，在于印度优良的海洋位置，印度作为印度洋中心，东西两面分别被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包围，扼守印度洋最重要、最繁忙的海上交通线，背山面海、易守难攻，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天然地具有排外因素。
英国在印度建立殖民统治后，其最重要的治理原则便是分而治之。这种分而治之不同于中国的“山川形变”，更不是从因地制宜的天然自治角度出发，而是以西方的殖民政治进行分割、隔离，进一步利用宗教等级制度，人为地进行文化、宗教对立。英国搅屎棍的高明之处正是是在此基础上的“犬牙交错”——通过“宗教”“民族”问题掺沙子，撤离印度后的英国依然能够在南亚冲突之间获得自身想要的平衡。
英国殖民印度，将印度被动分隔成了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不丹、缅甸和斯里兰卡等“大英帝国股份制分公司”，独立后印度所面临的威胁，恰恰是英国搞出来的“战略纵深”，宗教、土地和民族冲突，都是英国人利用在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地区、孟加拉国、缅甸、斯里兰卡这几个地方给印度人埋好了的钉子。
殖民统治下的印度“分而治之”形成的“股份化”力量，并非为了印度本身的发展，而是为了英国殖民统治的制衡。殖民者做出的“分割”一旦没有本土历史文化的统一力量，只会使得现代印度内部更加土邦林立，四分五裂。印度独立后，经常有人调侃印度缺少一次彻底的“土改”，所指出的症结就在于，印度从一开始缺乏对于自身地理因素的把握，缺少统一政治战略下的王道与霸道，以至于殖民时代遗毒加深，难以根除。
印度现在共有100多个民族，这么多分化的民族出现后，印度甚至很难找出绝对代表的民族，随之而来的是印度地区五花八门的语言，和更深刻的区隔，这些已经超越了地形限制成为了文化、宗教上的隔离了。前现代的中国也有过南腔北调的时期，然而万幸的是，中国因地制宜的智慧，使用在了自身发展上，而不是成为殖民统治的手段。
现代中国地域辽阔文化多样的同时，绝大部分人口都能说一口普通话，这种情况在印度简直是天方夜谭。
当我们知道了在尚未工业化之前地形对于民族国家是多么重要的因素，也自然明白为什么各大殖民帝国，到了前现代状态的殖民地，要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修铁路。帮助殖民地现代化、工业化，绝对不为慈善，而恰恰是为了更好的发展殖民主在此地的长久利益。
回到这几天的热点，如果这种“虚情假意”的“共谋”发展被局部反恐“战争”替代，那么现代化的过程必然是停滞的，武器和轰炸带不来现代化，更不可能有什么长远现代化的可能性。前现代的战场，往往也因为山地河川的割据而封闭，战场地势的复杂，成为“战争坟场”：对现代武器装备来说，短时间也许有胜利可言，长远看来，迎接他们的必然是失败的泥沼。
在理解地形地势对于文明初期的决定性作用后，也就会理解推动“新基建”的必要。基建的齐备完善，如同地形便利的优势，而当新基建铺开，传统的地理因素被基建设施的推动因素所替代——比如互联网与物联网的普及，就让拼多多无惧山川，在哪里，都能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