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开始盛行，全球秩序成了实际上的单极运行逻辑，美联储成为“央行的央行”。

新兴国家为了发展，一方面低估本币，实施出口导向，促进增长和就业；一方面吸收外资，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并维持巨量美元储备，以维持汇率稳定。

美国则享受了来自新兴国家物美价廉的商品，在对外投资中获取高额回报，还以新兴国家的美元储备发行美债，维持了低成本的融资环境。

但随着资本和技术的不断引进，新兴国家的产业结构实现了升级和改善，开始涉足更高附加值的高级制造业和服务业；美国的制造业比重却在逐步降低，中低收入阶层工资水平长期处于停滞，阶级矛盾不断激化。

直至出现了2016年反建制的川大统领当政，共和、民主党两党的建制派被全面打压。

痛定思痛的两党建制派，在拜登2020年当选后，以大国竞争的幌子，出台了《基础设施和就业法案》、《通胀削减法案》和《芯片与科学法案》三大法案，力图用巨量的财政刺激，将制造业带回本土。

如今半导体、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可再生能源工厂在美国的中部、锈带和东部拔地而起，即便从成本经济的视角，很多是不划算的，比如下面的新闻：

耶伦作为财政部长，顶住自由主义经济学界的压力，对上任以来“友岸外包”“近岸外包”和促进制造业的补贴政策做出了如下解释：

她表示，如今美国的做法也许在经济上不划算，但为了解决安全和价值观上的关切却是值得的，当前美国的目标，并非是获取经济上的竞争优势。

政策操盘手沙利文更是驳斥了过去40年盛行美国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理念，理由有两个：

一是市场是万能的，可以实现资源有效配置。

事实却是在市场效率的名义下，美国的战略供应链连同供应链相关的产业和就业全都转移到了海外，美国的工业基础被掏空了。

二是所有的增长都是好的增长。

事实却是金融、娱乐、律师诉讼等高附加值的虚拟经济虽然贡献了GDP，但对美国的生产力和科技进步没有帮助，制造业和基础设施等实体经济被持续挤出。

布林肯则忙着妖魔化中国，煽动对立情绪，引入外部压力，推动国内变革，满是我们在80年代以“开放促改革”的模样。

如今，美国的建制派和精英阶层，在对过去40年的发展道路进行深刻反思后，已经开始了对上一轮由资本主导的全球化进行调整。

他们曾经以为，依靠资本的经济理性原则可以实现经济的永续增长，但现实却是美国的社会贫富分化加大，阶层矛盾难以调和，民粹主义浪潮此起彼伏，建制派的民意基础逐步丧失。

为了不被赶下历史舞台，他们收起了对我们采取的产业补贴政策的傲慢，开启了“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模式，不顾代价的推进制造业回流。

如今特朗普支持率仍然傲视群雄，建制派首领拜登支持率低迷。倘若2024年特朗普卷土重来，建制派用沉痛代价得到的教训，不知还能保留多少。

面对一个日益分裂的世界，经济理性不再被奉为圭臬，国家的基础实力成为能否最终胜出的基石和关键，而制造业的重要性开始回升。

席卷全美的罢工过后，工人们终于迎来了久违的涨薪。

还记得格瓦拉同志的那句话吗：

“我们走后，他们会给你们修建学校和医院，会提高你们的工资，这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而是因为我们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