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苏联解体，加盟共和国散伙，各过各的日子。
彼时，部分与中国交恶的美国专家，看着中国东西部的差距也不断扩大，纷纷预测中国也将随着苏联解体，富庶的东南沿海地区甚至可能成立联邦。
可是他们并没有注意到，在新中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一位黑框眼镜的老者讲话指出，“更要强调适当集中，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中央不掌握必要的财力，就不可能保证重点建设。”
讲话结束后不久，他的老同事也被调进京，肩负起了财税体制改革的重任。1993年8月12日，在秦皇岛的专项会议结束后，一支六十余人的队伍组建了起来，他们前赴广东，与东部省份党政负责人展开艰苦谈判，推动分税制改革以及向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
后面的故事，我们就都知道了，中国不仅没有如西方专家所愿步苏联后尘而解体，还趟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东部有生产，中西部有市场，中央通过转移支付，让中西部能够不断向东部提供能源和消费产品，推动各地区之间互补不断加深，开启了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
与此同时，税收汇聚于中央，也为我们缔造出一支冠绝亚洲的军事武装。
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但总压着相同的韵脚前行。
8月16日，国务院在深圳，召开经济大省政府主要负责人座谈会。
会议指出，6个经济大省（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四川、河南）经济总量占全国的45%，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顶梁柱”，经济大省要勇挑大梁，发挥稳经济关键支撑作用。
6省里4个沿海省（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在地方对中央财政净上缴中贡献超过6成，要完成财政上缴任务。
在政事堂看来，此次单点了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并非没有原因。
2021年，全国共有8个省级单位对中央财政为净贡献，分别是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北京、山东、天津、福建。
而值得关注的是，上个月国务院也在福建召开了东南沿海省份政府主要负责人会议，也重点提到了财政净上缴和保障国家财力有关内容，国务院连续两次召开同样议题的会议，再加上本次的时间点，说明任务税收上缴和转移支付的压力非常艰巨。
不过上次说的是，东南沿海5省市（福建、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经济体量占全国1/3以上，财政收入占比近4成，在地方对中央财政净上缴中贡献近8成。
同样是跟地方谈税的会议，不再邀请福建与上海参会，政事堂猜测，很可能是福建与上海的主要领导“北京话讲得好”，已经保障了超额向中央提供财政净上缴。
这个买卖真不亏，毕竟，今年为对抗疫情，中央的财政基本都用来保汽车与新能源产业链，收益最大的，就是拥有上汽和特斯拉的上海以及拥有宁德时代的福建。
此外，第一次会议没有邀请，但是第二次会议邀请的山东，大概率是本轮主动请缨，咬着牙也要把今年的净上缴任务达成，值得赞许，以后好处多多。
至于两次会议都没有邀请的天津，大概是因为疫情重创之下，上半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下降29.3%，几乎铁定无法完成年初制定的上缴任务。
而两次会议都邀请的广东、江苏、浙江，应该是本次会议的“主客”，这三个外向型省份，大概率是肩负着最大净上缴的重任，尤其是本次东道主的广东，作为潜力最大的省份，很可能需要真的挑起大梁。
毕竟，今年受新冠疫情冲击，以及巨大的维稳压力，又遭遇了全国土地收入锐减，中西部对东部地区的转移支付需求激增，几个东部省份很可能会被要求在去年上缴的基础上，再有一定的增长。
至于此次被邀请的四川与河南两省，既是中国人口“凭亿近人”的大省，也同样是中央转移支付接受的双雄，去年两省都从中央拿到了五千亿的转移支付。
本次，国务院把最能挣钱和最能花钱的凑到一起开电视电话会议，就是希望推动发达地区从财政上多出力帮助欠发达地区，保住欠发达地区的主体市场和购买力，能够在全球即将萧条的大背景之下，保持对东部发达地区的购买力。
最后，再根据这些会议的细节做一些未来的推演。
三十多年前的那场转移支付，不仅为打通了中国国内经济循环的任督二脉，也把上海话带入了北京，三十多年后的这场转移支付，不仅将启动中国的经济内循环，也会把福建话和山东话带入北京，对于两省有着不小的利好。
三十多年前，广东错过了机会，三十多年后，希望广东、江苏和浙江，三个外向型的经济大胜不要重蹈覆辙，拿出点魄力来。三十年前的历史证明了，对中西部的转移支付，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