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关系史的长河中，美国的崛起与维持霸权的方式始终呈现出一种独特的二元性：一方面，它以“解放者”的姿态瓦解旧有的封闭帝国体系，构建普世性的国际制度与自由贸易网络；另一方面，它又保留着深厚的“天命昭昭”传统，对于它所“解放”的战略缓冲地带保持着绝对的控制欲。
对于带领美国打赢二战的罗斯福政府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仅是反法西斯战争，更是一场关于战后世界秩序主导权的博弈。战胜纳粹德国与日本仅仅是硬币的一面，另一面则是肢解英法控制的世界旧秩序，为引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美国商品与资本流动，打开全球统一大市场的大门。
从本质上讲，罗斯福政府的诉求与他所击败的对手在争夺生存空间上并无二致，只是美国选择了一种更温和、更具普世价值包装的手段——用“规则”代替“占领”。
1941年8月，在纽芬兰普拉森夏湾的“奥古斯塔”号巡洋舰上，罗斯福与丘吉尔的会晤被后世传颂为英美特殊关系的基石。然而，在觥筹交错的背后，是一场关于帝国命运的残酷谈判。
在起草《大西洋宪章》时，罗斯福坚持加入第三条款：“尊重各国人民选择其政府形式的权利；希望看到曾经被武力剥夺其主权与自治权的民族，重新获得主权与自治。”
对于丘吉尔而言，这一条款不啻于日不落帝国肢解的丧钟。他试图在草案中加入限定词，将“民族自决”的适用范围限制在“被纳粹枷锁奴役的欧洲国家”，而将大英帝国治下的印度、缅甸、非洲等地排除在外。然而，美国副国务卿韦尔斯基于实力地位出发，坚决拒绝了丘吉尔的修正案。
最终，美英联合发表的《大西洋宪章》，迅速成为全球反殖民运动与民族自决的法理基石。大英帝国与法兰西帝国自大航海时代以来数百年累积的殖民地，在随后的二十年里如冰山般迅速崩塌。丘吉尔和戴高乐拼死守护的帝国资产，没有被第三帝国的坦克夺走，却通过一纸契约，体面地“献给”了美利坚的全球体系。
如果说《大西洋宪章》是意识形态上的攻势，那么《租借法案》则是摧毁旧殖民体系经济基础的实锤。
1932年渥太华会议上确立的“帝国特惠制”，是大英帝国的经济护城河。通过在英联邦成员国间互免或降低关税，并对外构筑高关税壁垒，英国成功构建了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集团。
但是，当纳粹德国的空袭让伦敦火光冲天，英国国库耗尽，不得不向美国乞求援助时，罗斯福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美国在《主租借协议》中引入了著名的“第七条款”：作为对美国援助的回报，受援国必须承诺在战后致力于“消除国际贸易中的一切形式的歧视性待遇”并“削减关税”。
后世著名的经济学大师、英方谈判代表凯恩斯一眼看穿了这是对大英帝国的“经济勒索”，试图保留“帝国特惠制”的合法性，辩称这是英国战后生存的必要手段。但美国态度强硬，罗斯福甚至亲自致电丘吉尔施压。
最终，为了生存，丘吉尔不得不咽下这杯苦酒。这并非简单的COCO（Churchil Always Chickens Out），而是霸权交接时的无奈臣服。
美国租借的钱，从来不是免费的午餐。这一点，常凯申大队长的体会最为深刻。1946年《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的签署，海量美国商品如潮水般涌入，脆弱的民族工商业瞬间被挤垮，再加上内战引发的恶性通胀，最终让这位罗斯福的老朋友不断胜利转进到了台湾。
《租借法案》与自由贸易协定，从经济上瓦解了英国的帝国特惠制与法国的殖民体系，为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贸总协定的建立铺平了道路，将全球经济重心从伦敦、巴黎彻底转移到了纽约。
最终，罗斯福一手政治（民族自决）、一手经济（门户开放），肢解了英法的百年殖民体系，将中东、非洲、东南亚广袤的殖民地拆解为一个切碎的主权国家，并最终将其纳入由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之中，成为美国企业的原材料供应地与产品倾销市场。
在当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新质生产力必然要重塑旧秩序，但手段却因带头大哥的风格而异。
罗斯福政府虽然心狠手辣，但“吃相”极佳。这或许与他长期担任黑帮军师的修养有关——百年前的美利坚，走的是一条“教父式”的崛起之路：把一个个商铺和街道从敌对帮派（英法旧殖民体系）的控制下“解放”出来，让他们亲吻他的手，尊称一声教父，并自愿缴纳保护费。
而一百年后的另一场大变局中，执掌美利坚的换成了一位地产商出身的总统。同样笃信“天定昭昭”，但他懒得像教父那样通过救赎与庇护的叙事来笼络人心，而是将地缘扩张视为赤裸裸的房地产并购。正如在回应丹麦拒绝出售格陵兰时，他直言不讳：“这就是一笔巨大的房地产交易。”
在这位地产商总统看来，欧洲的格陵兰，就是当年英法殖民地的变体；欧盟的碳关税），就是当年阻碍美国商品的“帝国特惠制”。面对这些“不良资产”，地产商总统按照他开发房地产的思路，一手胡萝卜是许诺“拆迁补偿”（投资与安全承诺），一手大棒则是威胁“强拆”（撤回北约保护或贸易战）。
历史兜兜转转，似乎又回到了原点。特朗普试图将对乌克兰的援助从“赠与”转化为“贷款”（类似新版租借法案），这不仅是财务算计，更是地缘布局。伴随着乌克兰在战后可能加入欧盟，这笔巨额债务将成为植入欧盟内部的定时炸弹，成为美国再次撬开欧盟贸易壁垒（如碳关税）与反垄断屏障（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敲门砖。
与此同时，大胡子小胡子一体的俄罗斯，在东线战场的压力宛如当年逼迫英法向美国求援的轴心国攻势和苏联的钢铁洪流，迫使欧洲在安全焦虑中，不得不考虑接受美国的新条件——格陵兰的“转让”，甚至非洲势力范围的开放，签署一份新时代的《大西洋宪章》。
而马克龙、斯塔默与默茨，这些欧洲当下的领导人，面对大洋彼岸盟友的逼视，或许正如同上个世纪的丘吉尔与戴高乐一样，在苦涩中寻找制衡的筹码。
只是这一次，他们目光所及的东方，已不再是待宰的羔羊，而是唯一的变量。
